□ 本刊记者 蓝方 | 文
经过一个多月奔波，四川省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下称发展协会）的40多名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于2012年春节后完成了对当地“准孤儿”的普查，以便为他们争取补贴，提供救助。
仪陇县是四川盆地东北部秦巴山区老牌贫困县。所谓“准孤儿”都是农民工的非婚生子女，出生后即被父母遗弃在农村老家。祖辈无力照顾，一些孩子失学在家，甚至温饱难解。
但就在此时，发展协会自身的生存也难以维持。这家成立于1995年的乡村扶贫民间组织，目前资金即将断流。
最主要的资助来自国际机构，但去年来已逐步撤出。加之前一年小额信贷项目大幅亏损，发展协会的“准孤儿”项目已无力继续。发展协会会长高向军曾向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下称儿慈会）申请项目经费，却未成功。
“我也不知道该向哪儿去争取经费了。”高向军告诉财新记者。
和发展协会面临同样危机的公益组织，在秦巴地区并非一家。2012年春节前夕，高向军组织秦巴山区七家面临国际机构撤资的公益组织齐商对策，其至今情况并未好转。其中，南部县乡村发展协会已在2011年初将专职员工全部辞退；宣汉海福奶牛协会的两名专职工作人员已两年未领工资，依靠家庭收入支撑；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秘书长张浩良则靠退休工资和动员家人参与的方式，维系机构生存。
不仅四川秦巴山区有此困境。贵州社区建设与乡村治理促进会也面对职工离职压力，负责人毛刚强介绍，西南地区草根组织也面临资金问题，“去年开始变得尤其严重”。
在中国西北，从2011年年中开始，一些已有十多年历史的农村服务组织和环保组织陆续关门、裁员。境外资金撤离，本土资源难以对接，让一大批中国本土NGO面对生存危机。
“洋奶”助长
中国的社会组织，被分为基金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三类。由于多年来的双重管理体制，能够在体制内找到业务主管单位，进而获得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的机构，大多都有官方背景，也因其民间性的缺乏而饱受诟病。
过去2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向中国提供了总计116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些投向教育、环境、卫生、农村发展、扶贫等领域的项目，除与地方政府合作，其中 很多旨在促进本土公民意识觉醒、提供公共参与空间、孵化公民自组织的项目，便会资助成立相应的本土民间组织。
如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即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的中国西部扶贫与可持续发展项目下成立。彼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探索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建立民间自治组织，及采取小额信贷方式扶贫，推动建立乡村发展协会，通过“发展互助资金”开展金融扶贫工作。
南部县乡村发展协会，则得益于国际组织“国际小母牛”的支持。其前身是政府发文成立的“南部县小母牛项目办公室”，后在2005年重新独立注册。
在国际机构支持下，这些本土草根组织更易在民政部门获得正式身份。由是，中国最为边远的贫困山区，反而有一大批小型民间组织率先成长起来。
中国本土自生的机构近几年也在逐步成长。尤其2008年汶川地震后，大量志愿者团体逐渐建立起服务基层的专业化组织。其中相当数量的机构，致力于基层社区建设、公民能力建设等较为前沿的公益项目，但大多难以找到体制内挂靠单位，多以工商注册，甚至没有实体身份，在国内往往找不到捐赠者，也主要依靠海外基金会扶持。